袁曙宏：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保证

[3]参见施磊：《中国公民控告美转基因巨头》，《长江商报》2015年4月6日，第A03-A04版。

且该现象并非孤立，根据王金伍的调查，山西某市辖区交通局300余名人员中仅有8人左右享受地方财政拨款支付工资福利，其余约数百名人员的工资福利全靠下属运政稽查队的罚款支持。[22] 我国公路货运车辆载重的行政技术标准是参照国外发达国家标准设立的，但是在制定该行政技术标准时忽视了国外发达国家的社会重载运输需求主要由铁路、航空等方式满足，公路货运车辆只承担高时效、小批量的货物运输服务。

当执法者实施责令改正不作为（违法执法）时，它的第二性法律义务应随之以制度成本的面目出现，以恢复和维系理想的执法秩序。即使有利害关系人对执法者怠于执法的责令改正不作为启动了法定行政救济程序（如提起行政诉讼），实现执法者第二性法律义务的可能性也不高。同时，作为深深镶嵌在社会中的执法对象，当其所受到的社会制度约束条件发生变化时，利益权衡结构和与之对应行为模式的函数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以便适应新的社会制度环境，这意味着执法对象的行为模式也并非呈现直线型。[19] 有学者从法教义学的视角详细论证了行政技术标准属于法律规范并对相对人具有约束力，参见宋华琳：《论技术标准的法律性质：从行政法规范体系角度的定位》，载《行政法学研究》2008年第3期。将执法绩效纳入地方政府官员考核范围，扭转地方政府官员的注意力焦点。

两相权衡之下，执法者选择责令改正不作为的可能性就很高，自然倾向于不管。五、结语 综上所述，现代国家用以制造秩序的管制性行政规范因立法者有限理性的约束必然是不完备立法，难以涵盖社会秩序的方方面面。但仍未解决的问题是，这个民族国家将以何种方式来组织？是沿袭帝制传统，还是仿效君主立宪，抑或建立共和政体？几经尝试，这个问题直到辛亥革命才算有了定论。

虽然在中国人民的使用中，因敌人的不同而决定了人民内涵的不同，但在敌我矛盾中，人民具有同一性。３、中国当前不宜采行公民不服从 上述公民不服从及其理论的西方性，仅仅说明公民不服从及其理论来自于西方，并不意味着公民不服从及其理论就只能在西方社会有效。这些表述强调了这样的事实，无论历史上的中国，还是当下的中国，以及未来的中国，都是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这样一种历史叙述，为多元族群的一体性提供了第一层基础。依笔者之见，至少在相关制度建立之前，不宜提倡公民不服从。

当然，这里的敌人不只是中国之外的敌人，还包括中国之内的敌人，因此还需要探讨中国人（注意不是中国人民）内部的另一个划分，即阶级划分。但在我国当下的法律体系中，根本没有这样的制度设置。

公民不服从对宪政制度确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以下这一认识虽然略显武断，但却是大体上可以接受的：在一个宪政制度下，如果不允许公民不服从的存在，那么这只能是一个打问号的或是停留在宪法字面上的宪政制度。但他持守的知识社会学的立场对我们却不无启发：人们的环境即使不能决定，却也能够影响他们理解世界的方式。这并不是中国的特色，当今世界几乎所有国家都是多民族（族群）国家，即便像日本这样族群同质性极高的民族，依然存在琉球人以及阿伊努族。意见无法统一，便只能兵戎相见，一如美国内战。

辛亥革命后，中国在形式上已经建立了共和体制，但对于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共和体制，并未达成一致意见，因此，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实际上是对共和体制的定义权之争。当然，可能有人会说，借公民不服从对现行制度提出的挑战，有助于促使相关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他引用其他著作家的论述继续阐发他的见解：最坏的政权和最好的政权是不是同样都应该为它们的人民所容忍呢？是不是在任何情况下，受到政治压迫的人都不应该拿起武器来反对压迫者呢？如果应该的话，压迫一定要达到什么程度，反抗才算说得过去呢？弊害总是会有的，那么，什么性质的弊害是我们仅仅用语言去反对就算是怯懦，而真正的勇气一定会要求我们不再忍受的呢？葛德文虽未明确提出公民不服从的概念，但他已经碰触到公民不服从理论的实质，他离公民不服从这一关键词仅有一步之遥。笔者不揣冒昧，试图分析公民不服从及其理论存在的一些必要前提或理论基础，以便让读者能够明了公民不服从存在的限度。

[24]不过，令人惊异的是，社会契约论也为公民不服从提供了的正当性根据。任何一个国家必然同时展现出这两种面相、两种属性，中国尤其如此。

首先，公民不服从以法治国家或宪政国家的存在为前提。笔者将第一段所描绘的中国称为文化中国，乃是采文化的极为宽泛意义，包含了今天仍然可以各种方式呈现出来的历史上的一切。

宪法序言中界分出四种中国意象，即封建的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中华民国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这些具体的中国意象首尾相连，构成了作为整体的在时间上向前向后均无限延展的中国，勾画出中国的家谱。一般认为，公民不服从的概念是由Henry David Thoreau（亨利·大卫·梭罗，1817—1862）首先提出来的。宪政是一种制度化的平衡机制。因此，从最初的驱除鞑虏到民国肇建时的五族共和，再到今天的民族区域自治，这一脉的努力无非是寻找一种妥善处理中华民族内部多元族群关系的恰当方式，从而构成了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建设的重要一环。最后一段：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

Pascal曾说，我们所谓的正义或非正义，无不随着自然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由此可见，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的蜕变，同时涉及到国的再造（国家独立）、族的再造（民族解放）和民的再造（民主自由），从而构成了现代中国诞生的民族国家叙事和共和国叙事。

当然，这个政治法律共同体同样具有历史文化属性，但其历史文化属性呈现为多元状态。因此，建立在敌我划分和阶级划分之上的中国人民，是多元族群一体性的规范基础，各族人民只是人民内部的一种划分，并不因此破坏建立在敌我关系或阶级划分之上的中国人民的一体性。

一般认为，公民不服从是非法的，似乎就可以不需要正式的法律制度。第二，在我国当前的法律体系中还不存在与公民不服从相应的制度设施。

在西方，公民不服从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1）个人自由的优先性。实现公民与国家平衡的主导方式是妥协。宪法序言中中国人民的使用与前面提到的中国各族人民的使用不同，它们具有类似的独特特征，即它们都是在敌我对立关系中来使用的，侵略、破坏、挑衅、敌视、分裂造就了敌我关系，凡是站在敌人对立面的，便是人民。如何在尊重和保护不同族群历史和文化的同时确保中华民族的一体性？也就是说，确保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一体性？制宪者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试图在历史和规范两个层面上作出回答。

由于过于强调正义、法律的相对性，Pascal已经陷入某种程度的相对主义。首先，公民不服从概念的西方性。

《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颇为公允，它说，‘公民不服从一词，赖梭罗那篇著名的论文而传布开来，而不说是梭罗率先提出了这个概念及理论。Godwin认为，政权所依靠的是迷惑。

第三，目前提倡公民不服从必然会给社会稳定和秩序带来消极影响。实际上，英国政治哲学家William Godwin（威廉·葛德文，1756—1836）早在Thoreau出生24年前就出版了一本叫《政治正义论》的书中就有了抵抗的论述。

宪法序言先后六次使用革命一词，可谓是革命的宪法，革命是贯穿整部宪法序言的叙事线索，也是合法性论证的基础，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这便是说，当政府沦于暴政，或它效力极低、无法忍受，有权拒绝向其效忠，且有权对其反抗。公民社会理论的兴起，为公民不服从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因为，公民社会不仅成为了联结公民与政治国家两极之间的中介，而且成为了公民与政治国家之间的平衡器。那么如何具体理解这种共和国意象？既然共和国意象的核心原则是中国人民掌握了国家的权力，成为国家的主人，那就先从中国人民这个词说起。

而一旦制定了不正义的法律，他们当然有权不服从。1840年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它标志着中国传统的天下秩序开始瓦解，作为民族国家的现代中国开始孕育。

这些经典作家所塑造的宪政是一个由立法、司法、行政等权力构成的平衡的权力结构样态，或者说，经典作家所塑造的宪政主要体现为以分权为特征建立起来的权力之间的平衡结构。公民不服从俨然是一个普适性概念，其理论放之四海而皆准。

历史文化共同体是政治法律共同体的母体，而后者是前者的当下存在，两者互相依存，共同构筑了国家的完整面相。那么，既然社会或国家是由公民所签订的契约来建立的，它就不应该违背公民的意志和利益制定不正义的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