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空管分局多项措施提升强对流天气下气象保障水平

笔者认为对电话门事件带来的稻草效应不必过分解读，特朗普也不可能为台湾提供超过既往框架的安全保护，更不会在台独这样的激进立场上支持台湾而得罪大陆： 其一，特朗普目前属于国务学习与政策试探阶段，尚未实际履行职责，其所有承诺和表态只具有暂时性和过渡性特征，不可作为定论。

参见[ 瑞士］皮亚杰：《结构主义》，倪连生、王琳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译者前言第2页。其实三者都可以统一到大范围的解释之内，推论内部隐藏着因果关系。

从这个层面来说，宪法解释的规范进路就是要遵从宪法制定者的本意，因为宪法本身在各个时代都应当为国家的价值目标进行定位。虽然社会主义国家阶级已经被消灭，但是只要社会成员之间还存在明显的经济利益差别，国家就会始终存在，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发达水平还不高，人们的需要还不能得到满足。谢海定：《国家所有的法律表达及其解释》，《中国法学》2016年第2期。当宪法文本的词语在理解时存在争议时，法官应当根据原始含义来理解宪法的文本。实际上，上述论述归结为一句话，国家所有虽然呈现出了权利的形态，但是实际上是支配权力的展现。

为了解决这些难题，才有五花八门的对国家所有的解释和说明。崔建远：《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的定位及完善》,《法学研究》2013年第4期,第66页。[32]这一规定与基本法第23条第1a款第1项规定的联邦议会向欧盟法院提起辅助性诉讼（Subsidiarit#228;tsklage）的法定人数相一致。

这不仅为修宪权的行使设定了边界，而且表明在基本法的规范体系内部也存在一定的价值位阶。[135]不过，依据《联邦宪法法院法》第76条第2款第HS2项的规定，也可以系争联邦法未能满足基本法第75条第2款的要件宣告其无效。柳建龙：《合宪性解释原则的本相与争论》，《清华法学》2011年第1期，第108页以下。它与本件申请人或者审查申请不存在利害关系。

[50]这在理论上也可以找到支持：卡尔·施密特将宪法规范区分为宪法（Verfassung）和宪法律（Verfassungsgesetz），其中前者为主权者的根本性决断。然而，尽管宪法法院制度对宪法秩序的维护而言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从联邦宪法法院的统计报告来看，抽象规范审查制度所发挥的作用或许并未达到凯尔森等缔造者所希望的目标：自1951年到2015年之间，联邦宪法法院共审理过220353个案件，其中只有180个是根据抽象规范审查程序提出的。

并且原则上只要联邦宪法法院确认系争规范违反上位法无效，就意味着系争规范自始无效，易言之，联邦宪法法院对系争规范做出的确认无效的效力溯及系争规范颁行尤其是生效之时。[53] 刘兆兴著：《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总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90-193页。[110] 不过，这一意见尚有商榷的余地，此前关于宪法规范和修正案作为抽象规范审查的对象部分对此已有讨论。[131] Klaus Stern, in: Bonner Kommentar zum Grundgesetz, Art.93 , Lfg.44, Rn.318. [132] BVerfGE 2, 266, 282. [133] Hillgruber/Goos, Verfassungsprozessrecht, 2. Aufl, C. F. Müller, 2006, S.203-204, 560f. [134] Michael Sachs, Verfassungsprozessrecht, 4. Aufl., Mohr Siebeck, 2016, S.45. [135] 【德】克劳斯·施莱希、斯特凡·科里奥特著：《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地位、程序与裁判》，刘飞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46页。

（一）联邦法的审查依据 第一，基本法。就非对抗性的客观程序而言，申请人是唯一参加人。[108] 较之前两种观点，克劳斯·施莱希和斯特凡·科里奥特所持的是一种折中的观点。[12]此外，规范审查判决由有权帝国最高法院而非德意志帝国国事法院（Staatsgerichtshof）作出：具体而言，由帝国最高法院院长为个案而指定的法庭负责。

二、  抽象规范审查的案件受理要件 （一）申请主体 抽象规范审查程序的申请主体资格，系指何者享有启动该程序的程序性权利。[33]联邦宪法法院在德意志和平联盟裁决中也指出，在授予抽象规范审查程序的申请主体资格时，基本法并未将政党或者议会党团属性作为考量因素。

德国基本法不仅赋予联邦宪法法院广泛的违宪审查权，还为之设置了多种审查程序：具体规范审查、抽象规范审查、机关争议、宪法诉愿以及选举诉讼，等等。所谓实体裁判要件，系指当事人提起诉讼的目的在于请求法院就系争法律关系作成实体判决，然而，法院并非对一切起诉事件都有作成实体判决的义务，其必须符合一定要件始有获致实体判决的可能性，这称为实体判决要件，也称为诉讼要件。

[137] 结  语 施启扬在《西德联邦宪法法院论》一书中曾经断言：西德法规审查制度的最大特征是，法规可以不经由特定的诉讼案件，直接由宪法法院就其效力问题，加以裁判。[67]至于国际条约，正如此前所指出的，联邦宪法法院可以对其批准法进行审查，从而间接地对其实体内容进行审查。[29] 需要注意的是，以联邦法为抽象规范审查对象时，可能产生如下疑问：由于申请人，州政府，此前在联邦参议院已就系争联邦法作出表决，而后又提出审查申请，其立场前后是否存在矛盾？针对这一问题，联邦宪法法院在财政平衡第三案判决（Finanzausgleich III）中指出，抽象规范审查程序所具有的客观性使得意图维护合宪法秩序的申请人，无需在联邦参议院为表决行为之前就决定未来——尤其是随着联邦法的实施其认识可能发生变化的情形下——是否会就系争联邦法提出抽象规范审查申请，毕竟抽象规范审查所要审查的是业已生效的规范而非在规范制定过程中作成的关于未来是否申请规范的决定。[94] （四）形式以及期限 就抽象规范审查程序的申请而言，除第23条第1款所作的一般性要求外，《联邦宪法法院法》未另设限制，具体而言： 第一，申请应以书面形式提出。为此，吁请判决中的吁请本身并不具有法律拘束力。[38]不过，这一推论并不周延，它忽略了一个重要前提，即，联邦宪法法院在公债案判决中强调，即便1981年业已逝去，但1981年预算法对外仍发生作用，客观上存在释明的需求，故而才有审查的必要。

抽象规范审查是为弥补美式具体司法审查的不足而发展起来的一种客观规范审查程序，是其重要的特色。易言之，抽象规范审查申请的提出无需申请人主观法律保护需求。

然而，无论是从历史经验抑或是理论上看，较之具体规范审查而言，它对立宪主义和基本权利保障的贡献均较有限。（二）法官的规范审查权 尽管当代德国违宪审查制度肇端于19世纪的国事法院审查——国事法院属于处理国家功能区分的较早的机构——并且可以在帝国枢密法院（Reichskammergericht）和帝国皇室法院（Reichshofrat）的判决中找到其帝国法上的依据。

就作为联邦法和州法的抽象规范审查的审查依据而言，所谓基本法原则上指形式意义上的《基本法》，不包含其他法律，即便这些法律就其所规范的内容而言具有宪法位阶。联邦宪法法院在1960年12月20日作成的拒绝服兵役第一案裁决（Kriegsdienstverweigerung I）[47]也肯定了这一见解。

[66] （3）外国法、国际条约以及欧盟法。除联邦宪法法院依第24条规定以申请不合法或者无理由驳回抽象规范审查的申请的情形外，按照第25条第1款规定，非经申请人同意，联邦宪法法院不得采取书面审查的方式而为抽象规范审查。[119] 杨子慧：《宪法法院法规违宪审查之裁判类型与效力》，《中正大学法学辑刊》2014年第5辑，第205页。我国存在着大量的地方立法行为，由于立法技术落后或者其他考虑，其与上位法存在不一致或者冲突的情况并不少见，在这种情形下，也催生了法规规章备案审查制度，这似乎也可以从抽象规范审查制度获得可资借鉴的经验。

这种‘抽象的法规审查制度的运用，在实例上较‘具体的法规审查制度更为重要，在宪法制度中的作用也较大。对此，通说则采体系性解释，要求对该款第1项和第2项作和谐解释，以确保该两项规定均有效力。

不过，当时已经有呼声主张，除赋予国事法院对机关争议案件的管辖权外，还应赋予其以宪法为依据对帝国法进行抽象规范审查的权限。[30]简言之，允许州政府就联邦法提出抽象规范审查申请与它之前在联邦参议院所作表决之间并不存在冲突。

[143] Peter Häberle：《联邦宪法法院作为一种宪法审判权独立建制的模式》，吴志光译，Peter Badura、Horst Dreier主编：《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五十周年纪念文集》（上册），苏永钦等译注，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344页。四、 抽象规范审查的判决形式和效力 对抽象规范审查申请，联邦宪法法院应区分两种情形予以处理：对不符合容许性要件的申请予以驳回。

但是，根据1949年5月12日军政府基本法批准书第4项的柏林保留条款，只能以具体审查的方式对柏林州法进行审查。[113] （二）州法的审查依据 根据基本法第93条第1款第2项的规定，对州法进行抽象规范审查的审查依据为基本法和其他联邦法。[70]由此，也产生了一个问题：姑且不论抽象规范审查程序具有的客观性特点，它是否也要求申请人须有主观利益？尽管米夏埃尔·萨克斯认为这一问题至今仍处于开放状态，[71]不过，主流观点主张，将客观释明利益作为抽象规范审查的实体裁判要件并未改变抽象规范审查的特性，[72]因为：就抽象规范审查程序而言，申请人的作用仅限于启动审查程序而已。抽象规范审查是在由于联邦制而形成的规范甚、法官的规范审查权以及规范审查权集中于宪法法院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11] 【德】克劳斯·施莱希、斯特凡·科里奥特著：《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地位、程序与裁判》，刘飞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24页。[35]他们只能统一行动，即，各申请人的申请和申请理由应与全体申请人的共同意见相一致，不能提出不同的程序声明（Verfahrenserkl#228;rung）。

[21]与基本法第93条第1款第2项一致，《联邦宪法法院法》对抽象规范审查程序的申请主体作了穷尽列举，明确规定：抽象规范审查程序的申请主体为联邦政府、州政府以及1/4以上的联邦众议院议员。[19]安许茨（Anschuetz）指出：将审查权委由帝国国事法院，此举甚好——作为一个老牌的司法审查权的反对者，我认为，这一让步并非无关紧要。

不过，在无效宣告作成之后，不得再继续强制执行此类判决，同时基于该无效规范提出的不当得利请求也不予支持。[59]以类征收或者征收干预补偿制度为例，对于由《普鲁士民法典》（Allgemeines Landrecht für die Preu#223;ischen Staaten，ALR）的序言第74条和第75条予以实定化的，后由法官造法（Richterrecht）加以发展，而今作为习惯法加以承认的一般牺牲请求权，也可以提出申请，请求联邦宪法法院审查它与基本法第14条第3款的一致性。